完成14787处“三普”登录不可移动文物复核工作，复核率已过半，新发现文物460处……重庆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以“早”开局，以“快”起步，以“稳”前行，以“新”贯穿，不停地改进革新工作思路举措，质效并举，持续推动“四普”各项目标任务落实落细。
“新立镇的文物点比较分散，偏僻，杂草长得很快，平时我们会定时进行文物安全巡查打卡，每一次来都要做好清理。在这次‘四普’工作中，我们打好前战，合理规划路线，提前清理路障，提高普查效率。”新立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专干刘琳边走边介绍。
大约20分钟后，远远望去，一块青石矗立在小溪对岸，这就是位于重庆市忠县新立镇的五龙捧圣神道碑文物普查点。
“碑上饰浮雕‘五龙捧圣’，五条龙身体盘在一起，中间龙头向下，两边各两条龙头仰视，雕刻精美，栩栩如生。这也是五龙捧圣名字的由来。碑帽两端各饰浮雕狮子侧身相望，两边枋柱饰对联一副，五龙捧圣神道碑的形制结构保存较好且很少见。根据碑左侧的文字记载，修建于清咸丰六年，具有一定历史价值。”忠县普查员周李说。
毛倩拍照测量，周李核对记录，黄星现场绘制草图，张猛无人机拍摄……动作麻利，井井有条。
卢雪梅，普查队的专家，工作三十余年，曾参加“三普”工作，指导普查员工作一丝不苟。
“我还有几年就退休了，最放心不下的是忠县文博人才队伍建设。年轻人实地调查经验不多，俗话说‘实践出真知’，只有通过实地调查，才能准确判断和真实掌握文物保护现状，切实提升专业水平。”卢雪梅笑着说道。
卢雪梅经常带领队员挨家挨户走访，厘清历史沿革，查阅县志、“三普”档案、考古调查报告等资料，整理出石窟寺、古建筑、古墓葬等不同类别文物简介描述模板，为年轻队员做好内业工作提供参考。
“老带新、新促老”也是重庆普查工作模式之一。普查之初，重庆市就建立市区两级专家组模式，市级指导专家组28名、区县定点专家组7名，在保障普查工作质量效率的同时搭建起全市中青年文物保护专家培养锻炼平台。截至10月底，各级专家赴现场或采取电线余次，切实为一线普查队伍破解“疑难杂症”。
针对普查中遇到的普遍问题，重庆总结整理出《重庆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实地调查阶段普遍的问题解答》《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登记表（范本）及填报细则》，形成9大板块85项问答以及6大类文物填报登记范本，经过检验，应对策略实用有效。
从高空俯瞰，“爬崖式建筑”石宝寨就像一个巨型盆景，镶嵌在长江的碧波之中。
石宝寨距忠县县城约20公里，因三峡工程建设，对石宝寨采用了“修建围堰、原地保护”，是三峡库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三大工程之一。
石宝寨始建于明万历年间，依崖建有十二层塔形楼阁，青瓦红墙，飞檐展翼，崖顶天子殿，绀宇横陈，藏檐推山，是我国现存最高和层数最多的穿斗式木结构，与玉印山独有的自然地理风貌融为一体。
“石宝寨独特的建筑和地形地势，运用无人机拍摄，才可以获得更多影像和精准的测量数据。”忠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普查员曾艳介绍。
运用无人机进行拍摄的普查员，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称号“飞手”。刘勇就是这里面之一。
无人机起飞后，刘勇熟练地操作着遥控器操纵杆，按照设定飞行范围、路线进行自动拍摄，再进行手动拍摄。“自动拍摄能尽可能多地获得连续照片，然后通过内业分析存储，补充文物的更多数据，也会为下一步数字化留存资料信息。”
万州区文物管理所与区规划设计研究院联合组建文物普查实地调查队，利用无人机低空影像拍摄、RTK定位、卫星遥感、现场测量、影像拍摄等新技术方法进行文物信息采集，并对“三普”登记文物点逐一现场核查。
普查工作队将人员、设备科学搭配，提前制定普查外业工作规划，科学编排分组，根据现场实操，组建2个外业工作组，每组3至4人，进行移动端数据填报，定位绘图拍照、测量记录、无人机航拍各1人。
“我们有20人投入‘四普’工作中，占规划院20%的人力。”重庆市万州区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刘国伟说，空间规划参与到普查工作中，更加有助于文化遗产的保护，这份工作也非常有意义。
“白天进行外业工作，晚上进行内业工作，是‘四普’的常态，这样既能使工作不积压，保障第二天工作按计划开展，也能使缺项漏项及时补充。”万州区文物普查工作队队长李力介绍。
规划设计研究院内，“四普”工作组正在导出外业采集的坐标点等数据并上传至PC端，利用智图生成正射影像，制作文物平面示意图、位置图等，经过审核后，录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数据系统。
“普查的影像、地图矢量数据等也会汇入空间一张图，将来可实现信息共享，更好地运用到文化遗产保护和城市发展空间规划工作中。”李力说。
自今年5月，开展实地调查以来，万州区已完成44个镇乡、街道共计1084处文物点（其中复查文物1004处，新发现文物80处）的外业调查工作，“三普”文物点复查率达60%。
“老乡们，大伙听我说！现在国家正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啦！这可是件大事……保护文物不仅是国家的事，也是咱们大伙的事。我们要自觉爱护文物，保护文物古迹，发现在文物周围乱搭乱建、破坏、盗卖文物的行为，要坚决制止，积极举报，绝对不能视而不见哟……咱们都多留意留意，发现文物线索一定要报告，拨打电线。文物普查队来了，我们要全力支持他们的工作，一起把这件大事办好！”傍晚，朴实亲切的“四普”广播在重庆市万州区柱山乡戈厂村响起。
白墙灰瓦，精美的雕刻、灰塑及彩绘，营造者巧妙利用山地的自然坡度，前房、厢房、正房逐级抬高，形成了顺应地势、错落有致的建筑特色。
“文氏宗祠鲜明的地域性、民族性和丰富多彩的形制风格，具备极高的建筑艺术价值，也体现了明清移民入川后移民文化地域化的过程，是巴渝明清时期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历史见证，为巴渝地区移民文化研究提供了实证资料。”李力一边组织测量一边告诉记者。
文氏宗祠先后被用作祠堂、学校、敬老院，2011年万州区人民政府公布为万州区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保护修缮，恢复历史面貌。
柱山乡因巴蜀古道上雄踞奇峰的柱头山而得名，地处万州西郊。为了不耽误第二天的普查工作，普查员们赶着天黑之前，还完成了戈厂村王氏宗祠、青云寨的普查工作。
在王氏宗祠，记者看到，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文物预保护公示牌已注明：“此处文物已调查登记，严禁破坏、迁移、占用。如文物遭受破坏，将依法调查处理，严肃追究责任。监管单位：重庆市万州区文物管理所。”并公布了联系电话。
作为市区文化振兴的示范村，戈厂村还举办了孝善文化主题展览、乡情陈列、乡土书吧，突出让文化遗产点亮乡村。
“重庆施行‘边普查边保护’策略。”重庆市普查办宣传组组长彭云生介绍，截至目前，九龙坡区、万州区、南川区等对99处新发现文物采取挂牌保护，避免新发现文物在认定公布前被破坏；垫江县对新发现文物开展考古调查；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对实地调查过程中县保单位黄龙桥出现的隐患及时抢险排危，南岸区修复杨芳龄墓边坡裂石；涪陵区重点针对荔枝道遗存开展实地调查并编制《荔枝道涪陵段保护利用规划》。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如同一叶扁舟，载着我们在历史长河中破浪前行，带我们领略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的瑰丽风景。
近日，国家文物局组织的“当一天普查员”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基层行主题宣传活动走进重庆、湖北，经由文物普查工作这把精细的“梳子”，梳理历史脉络，探寻文化渊源，通过普查员这个群体的视野，展现普查工作的艰辛，感受文物家底的丰厚。
重庆市忠县新立镇，普查员正在清理前往五龙捧圣神道碑小路上的杂草。忠县拥有一支女子普查队，她们年龄从“60后”到“95后”，以巾帼不让须眉的坚韧穿越深山密林，行走在文物普查的田野间，不畏艰难险阻，不惧烈日“烤”验，踏勘家乡的一处处文物（图1）。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普查人员正在对新发现文物点红军井进行数据采集。到达这个点位时，天色已晚，普查队队长王兴旺抓紧时间打开普查数据采集软件移动端，展示新发现文物点登录细节，现场录入名称、照片、坐标等信息（图2）。
重庆市万州区西山公园内，普查队员正在用RTK对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四周进行打点。RTK实时差分定位是一种能够在野外实时得到厘米级定位精度的测量方法，是“四普”首次采用的新技术新设备，提升了数据准确性，提高了“四普”外业效率（图3）。
重庆市万州区规划设计研究院里，普查队员正在将外业调查数据上传至PC端。对于文物普查来说，内外业同等重要。做完外业调查之后，要整理照片、文字、测量资料，包含坐标点位、正射影像、文物平面示意图、位置图等，确保符合标准要求后，填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登记表（图4）。
湖北省利川市谋道镇鱼木村，孙孺展示自己连续两次参与鱼木寨—连五间民居普查的数据。孙孺现为利川市文物事业发展中心主任，先后参加过“二普”“三普”。他与父亲孙绘、弟弟孙喜，一家两代、三人都投身文物事业。在全国，父子、父女共同参与文物普查的情况还有很多（图5）。
湖北省利川市柏杨坝镇水井村，普查队员与当地村民了解是不是有新发现的文物普查线索，之后在大水井古建筑群入口处明确此次普查任务和细节要求。普查队员表示，“多查、多动、多问”，才能知道更多文物信息、历史脉络以及新的文物线
湖北省利川市柏杨坝镇水井村，普查队员正在对李氏宗祠进行数据核查。通过实地调查、测绘，现场交流文物登记表内容填写、文物构成界定、图纸绘制形制、照片命名等存在的问题，及时修改完善，确保普查数据线
近日，记者跟随国家文物局组织的“当一天普查员”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基层行主题宣传活动来到陕西，用普查员的方式打开记者的一天，记录浸润着泥土的艰辛与收获。
秋雨如丝落下，风起时便在空中细密地斜织。拨开朦胧的雨雾，我们一行人驱车赶往今天的第一站——陕西省胜利机械厂旧址。
眼前，是一座“窑洞里的军工厂”。斑驳的外墙、空荡的厂房，无声地诉说着老厂的厚重与沧桑。窑洞工厂创立于“三线建设”时期，曾为巩固我国国防力量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研究我国工业史有重要历史价值。1983年至2003年随生产设备搬迁报废处理，生产窑洞闲置至今。
宝鸡普查队队长王颢向大家介绍，他们这支普查队伍中，最年长的是53岁的“老陈”，最年轻的是一位“00后”。文物普查工作，既需要丰富经验的引领，也需要新鲜血液的传承。
我们这组“新队员”由女将郑丽娟带领。没有一句多余的话语，她已麻利地为大家分好工。“我来测量，你记录数据，你拍标本照片，你拍工作照……”
手电的一束光照亮墙上的一个红色的字样，隐约可见数字的形态，再定睛一看，数字依次排列。“这是当年工人们的工位。”
那些年，车工、钳工们埋头生产的画面，仿佛重回眼前。正如郑丽娟所言：“这些留下的遗迹，在为历史画像。”
做完这些身体已有些疲累，但郑丽娟已开始准备下一步的工作，“今天这个点算是条件很好的，昨天我们在太白县，跋山涉水，山上没有路，河上没有桥。过河时有队员滚到了河里，有队员被蚂蟥叮咬。”说起这些她的面部表情并无太多的变化，仿佛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
会有人退缩吗？“没有！我们没人摆烂，大家都想把自己那份工作做完，不想给别人添麻烦，前些天有人扭伤，他就转做内业，没有人愿意当闲人。”郑丽娟说，“其实这也是人生很宝贵的财富，困苦中结下的战友情，很难得。”
当天下午，我们马不停蹄地来到岐阳遗址。这是“三普”发现的遗址，而“四普”工作进一步确定了其边界。
众人在田野间穿行，双脚因沾满了湿润的泥土变得沉甸甸的，每一步都迈得格外有分量。“咱们平时的工作，要走完四至。”同为女队员的侯骁秦介绍说，四至范围指遗址在地理空间上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边界。
“看！”侯骁秦从地表拾起一块陶片，为大家介绍起来。“根据它的特征，可以推断是仰韶文化的陶罐，今天大家很幸运，一到这儿就有收获。”
房间内，队员三三两两各自安坐，忙活了起来。洗净、晾干拣选、标记、拍照、上传，经过复杂的程序，标本的工作才算完成。一旁的侯骁秦开始录入数据，熟练地将岐阳遗址的有关的资料一项项填入“四普”不可移动文物登记表。
绘图的小伙子庄东奇来自测绘院，只见他安稳地坐在电脑前，手指在鼠标上来回点击，眼睛紧盯屏幕，开始绘制今天的文物图。“绘制文物图其实比较难，幸亏有测绘队员的帮助。”王颢说。
当前，陕西正在探索“文物定性、测绘定量”普查工作模式，绘制“陕西文物一张图”，针对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在遥感、地理信息等方面技术应用和工作要求，确定了统一数据管理、统一标准体系、统一空间基准的总体要求。陕西省文物局与陕西测绘地理信息局建立深度合作，充分的发挥双方技术优势，有效提升了普查效率和质量。
“四普”工作，正如一个个点汇聚而成中华文明的巨流河，绵延在中华大地，长存于历史星空。
告别时，想起侯骁秦在被问“平时累不累”时，她笑靥如花，眼里有光：“干什么都免不了辛苦，有开心的辛苦和不开心的辛苦，而我是开心的辛苦呀！”
随着探铲一次一次下搠土层，取出的圆柱形土样中出现了红烧土、草木灰，继而有黑陶、灰陶和瓷片，普查队员都很兴奋。同行的记者多是第一次参加田野调查，穿梭在玉米地里“寻古”，鞋子沾满泥土，一路问个不停。
在山东省临朐县城东侧的张家寨村，临朐县博物馆馆长衣同娟率领普查队一大早就开始了遗址勘探。据村民提供的线索，他们在耕作时经常翻出瓦砾、瓷片等物，觉得地下可能隐藏着一些“秘密”。今年四五月间，临朐县先后下发了两次征集不可移动文物线多条线索。张家寨村东台地即是线索之一。
一个多小时的勘探后，这处遗址的范围初步确定为南北长约200米、东西宽约150米；从采集的陶片、瓷片判断，标本年代初步定为商周、汉、明清。有人问陶片上为何有布纹，原来是古人使用麻袋或粗布留在陶器上的印痕。随后，普查队马不停蹄赶往东上林村东南遗址。该遗址在“三普”时发现，将临朐县农耕文明往前推进了近两千年，为研究山东史前早期文明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此次实地勘探则是复核，先从村周边一点一点钻探，再往村中心集中，以确定文化层深度，进一步厘清遗址的边界。
在这三四个小时内，探工刘师傅不停歇地打探、取土，每一处都要找到生土为止。一问，才知他已有30多年的勘探经验，摊开双手，是厚厚的老茧。探铲操作步骤看似简单，记者们轮流一试，却不是打不下去，就是取不成土，不禁感叹，行行见功夫。
临朐历史起源早，文物古迹多，境内有大汶口、龙山文化等遗址200余处。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实地调查阶段，临朐行动早，推进迅速。衣同娟提到鲁迅少年时在课桌上刻下的“早”字，“时间不等人，因为我们的三分之二文物点是古遗址。”
横跨在仰泉河上的一座石桥，是当天需要复核的一处文物点。这座桥位于马家辛兴村南，“三普”后列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赶到这里时，多半日的阴霾逐渐散去。普查队员用RTK测量仪对石桥本体仔细测量，并用无人机对桥梁周边进行了全景拍摄，记录了所需要的详情信息。石桥一侧立有碑记，此桥又名“善人桥”，建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已有300多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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